作为将五洲四海的供给与需求都联系起来的巨大网络，全球供应链的动态变化，一直是各界瞩目的焦点话题。它关系到不同经济体的竞争与起落，也深刻地影响出海企业的战略布局与发展前景。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遥遥领先。不过，中美竞争、局部冲突等多种因素交织，也给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带来很多波动。

  我们很好奇，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对那些“生于中国，面向全球”的企业来说，如何寻找机遇，又怎么来面对挑战？

  基于此，我们研读了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数据与报告，希望能梳理出大概的脉络。主要观点如下：

  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并非完全脱钩，而是变得更复杂、多元化，需要更多国家的协同与配合。

  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底层逻辑，并非完全基于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基于中美竞争态势下的大国博弈。

  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正从曾经的“All-in中国”转变为“中国+N”。

  “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正在推动东欧和墨西哥等国家与区域的贸易增长。在亚太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呈多元化趋势，新的热点区域不断涌现。

  即便中美之间在供应链上的直接联系有所减少，但中国与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供应链联系却在增加。可以理解为，中国正在更多地通过第三国与美国产生贸易往来。

  供应链重构正在增加全球贸易的成本，这种成本的上升不仅会转化为消费端的通胀，也可能转化为企业端的亏损。

  经济学家Richard Baldwin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中国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35%），份额大致为美国的三倍，日本的六倍，德国的九倍。在产值占全球3%以上的六个国家中，老牌工业国家有三个，即美国、日本、德国，其余三个，中国、印度、韩国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与此同时，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排名中，中国占全球的29%，约为美国的1.5倍，日本的四倍，德国的六倍。不论是从绝对产值还是附加值来看，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遥遥领先的。

  Richard Baldwin教授的研究追溯到了1995年。当时，中国与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制造实力相当。1998年，中国超越了德国，2005年中国超越了日本，2008年中国超越了美国。此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增加了两倍，而美国的份额则下降了约3%。

  上一次“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易主，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中国超越美国则只用了短短15-20年的时间。

  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份额超过了其他全球前十名主要制造国的总和。不过，中国制造业的增速已经放缓，目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在1/3上下浮动。

  值得一提的一个大背景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以来，美国推动供应链与中国脱钩，全球进入了供应链重塑的时代。

  为了加强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美国采取了多重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尤其是对于电动车、半导体、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产品，税率为7.5%到25%不等。

  最新的情况是，2024年9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将落实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其中对电动车加征100%关税（涨幅75%），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加征50%关税（涨幅25%），对部分医疗器械加征50%关税（涨幅50%）。

  受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众多美国企业开始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特别是印度、东南亚、中东欧地区，来分散风险，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

  以苹果公司为例。一直以来，苹果在中国拥有庞大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2023年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约苹果 95% 的产品仍然在中国生产、制造组装。”

  正如苹果公司在印度等地加大布局，当供应链开始部分从中国迁出，东南亚是主要受益的地区之一。目前，越南是企业“中国+N”战略下的首选迁徙地；马来西亚成为东盟地区半导体行业的新兴重镇；大量智能手机和药品供应链，则向印度转移。

  《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自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中国在制造业领域获得的绿地FDI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与此同时，在亚太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呈多元化趋势，新的热点区域不断涌现。依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10－2014年，投向亚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绿地投资中，27.7%都投向了中国，彼时的中国是亚太供应链的绝对中心。但到202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9%。反观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它们吸收的绿地投资从原来的33.7%跃升到了56.7%，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印度，从10%升至21%。这些投资将有机会转化成制造能力和贸易能力。

  援引《经济学人》杂志于2024年9月21日发布的文章《近岸外包“正在将东欧变成新的中国”》，美国和欧盟正限制从中国的进口，欧美公司纷纷开始转变策略，将生产链转移至“近岸”和“友岸”。近岸外包能够缩短供应链长度，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减少地缘政治风险。

  比如，美国将墨西哥作为重要的近岸外包基地。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墨西哥开始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对象。与此同时，中东欧正在成为欧洲国家重要的近岸外包基地，未来预计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产业转移。

  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复兴，到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再到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制造业复兴政策，都服务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目标。

  先看就业。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岗位雇佣一直呈下降趋势；2008年之后，美国开始重视制造业的回归，制造业就业实现小幅回升；2022年一系列新法案推出后，制造业就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与2002年相比，美国在过去20多年里，流失了二三百万个制造业岗位。

  再看投资。与就业情况类似，每一次新的法案出台之后，都会带动一波投资的增长。不过，当这些法案的效应慢慢减弱之后，相关投资又会回落。以2022年8月9日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例。法案通过后，催生了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行业的建筑分项投资的高速增长，增速一度超过200%。不过，2024年之后，相关投资开始放缓。

  依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4月，全美各地宣布了超过80个半导体相关的新项目，吸引了共计4470亿美元的投资，投资计划主要用于新芯片制造厂和封装设施的建设，以及现有制造厂和封装设施的扩建。

  不过，这些投资的进展和结果还有待观望。因为过往有些投资遇到了进度滞后或无限期停摆的挑战。以台积电为例。公开报道显示，自2020年5月首次宣布赴美设厂以来，台积电累计宣布投资额达650亿美元(约为台积电三年的净利润）。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方直接投资项目。4年过去了，直到2024年9月上旬，台积电亚利桑那厂才开始小批量试生产。

  牛津经济研究所于2024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了中国占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间产品进口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所占的比例，从2018年的18.5%下降到了2022年的14.1%，2023年上半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了11.4%。除美国外，日本从中国进口所占的比例也呈小幅下降趋势。

  然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进口的中间产品中，来自中国的比例都在上升。在发达经济体中，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为明显。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占巴西中间产品进口的比例，从22.2%上升到26.4%。一定程度上，这说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得到了维持。

  除中国以外，美国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国是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国、越南。在这五个国家中，除日本外，中国在其进口市场中的份额都在增加，而且是其第一或第二大进口伙伴。

  这说明，美国只是降低了对中国的直接依赖，中美之间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保持连接——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向其他地区的转口贸易，或者在这些地区再组装后，把产品销往美国市场。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正在增加对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直接投资，把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这些国家。这样将有助于中国维持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最终份额。

  以被誉为“世界工厂”潜在继承者的印度为例，印度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依据智库全球贸易研究计划（GTRI）发布的数据，2024财年，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时隔两年，中国再次超越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种类丰富多样。或许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全球知名的仿制药生产大国，印度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化学品和药品。同样来自GTRI的数据显示，仅在 2022 年，印度的化学品和药品进口总额为 769.4 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26.8%。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或许这能解释为什么有种说法是，全球药品供应链的真正上游，不是印度，而是中国。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供应链只是变得更为复杂了，中间节点增加了，而非大幅脱钩。

  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连续11年位于全球前三，其中2022和2023年为全球第二。经过多年积累，中国企业在全球的供应链投资可谓遍地开花，其中主要的制造业投资目的地包括印尼、哥伦比亚、匈牙利、德国和马来西亚。

  美国曾经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现在美国已经跌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前十。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2023年9月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FDI持续放缓，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年度投资额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锐减至2022年的不足50亿美元。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投资总额正在增加，2022年已经高达1631亿美元。

  这一趋势在中国的优势行业中尤为明显，如电动汽车制造业。通过在国外设立工厂，以自己的品牌或子公司进行运营，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控生产链，并确保技术和质量标准与国内市场保持一致。

  1. 当前，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底层逻辑，并非完全基于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基于中美竞争态势下的大国博弈。

  2. 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并非完全脱钩，而是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化，需要更加多国家的协同与配合。

  3. 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全球化，不仅是市场的全球化，更加是供应链的全球化。

  4.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即便中国与美国的供应链直接联系在减少，但是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们的供应链联系在增加。中美供应链正更多通过第三国互相关联。中美脱钩在供应链领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之前企业也许只要在长珠三角周围管理供应链就可以，现在供应链的复杂度提高，对企业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供应链重构正在增加全球的贸易成本，最终的成本不仅会转化为消费端的通胀，也可能转化为企业端的亏损。

  仅有供应链能力是不够的，需要将供应链能力转化为品牌价值，变成在全球的竞争力。

  拥抱出海，并不代表丢掉中国市场，因为强供应链基础+新科技+大市场，往往意味着最高的产品迭代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