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时代，数字孪生、“人-机智能”等新场景新样态大量出现并在军事领域深度应用，催生战争形态全面升级。这一升级，集中表现为作战力量整合方式、战场能量运行模式，以及战斗力生成和释放的主导要素都在发生全新变化。面向智能化战争，军队组织形态加快变革转型，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
系统科学认为，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按照某种方式组成系统，能够产生出只有系统整体才具有而部分或部分总和所不具有的属性、特征、行为、功能等新的整体特性；而一旦把系统还原为互不相干的每个部分，这些新的整体特性就不复存在。这种整体才具有、孤立的部分及其总和不具有的特征，就是整体涌现性。智能化时代的军事体系对抗，涌现性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呈现：一种方式是形成集群智能。即单个低智能，依托群体形成高智能的集体行为。这一现象通过系统中每个个体都遵从局部规则并不断进行交互之后，以自组织的方式产生出来。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集群智能快速地发展。在军事领域，无人机“蜂群”战术、无人艇“鱼群”战术等，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应用。另一种方式是形成“人-机”高级智能。也是通过人与机器的有效结合、可靠运行，形成基于“人-机”组合的更高级智能。这是一种既高于人类智能，也超过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全新智能。
其实，涌现现象在人类军事活动中并不鲜见，特别是在运行规则明确且稳定，共同目标感、信念感非常强烈的军事组织之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集体认同高度一致的军队，能在作战行动中发挥出可靠的互补支撑和自组织自协同作用，进而爆发出远超过组织内个体能力之和的全新能力。进入智能化时代，体系涌现力有了新的形式和内涵，军队组织形态变革的重要趋势，就是要通过完善功能要素、设置科学结构，促进实现“人-机”高度自主协同，使整个体系爆发出要素累加所不具备的全新功能。
信息化战争的显著特征，是形成了“信息结构力”。即由于信息平台的嵌入，基于信息系统、数据链、传感器的信息链式运动，打破了作战要素之间原本封闭、割裂的状态，使军事系统形成新的结构，引发战斗力的非线性跃升。信息化战场上，人与武器、武器与武器、人与平台等，都依托信息系统建立有效连接，实现数据信息的高效流转。指挥人员查情判敌的有效性极大的提升，指挥意图的实现方式和迭代节奏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从传感器到射手的交互方式革命，最终体现为军事体系和作战系统的战斗力整体升级。
进入智能化时代，“信息结构力”的内涵发生了本质变化。基于大数据、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信息化时代困扰指挥员的“信息冗余”“决策延迟”等问题得以缓解。决策筹划“云脑”化、指挥控制“人-机”协同化、行动协调自动化，使得整个作战体系的综合智能化程度更高。“自主化决策”“接单式协同”“无人化打击”等新模式新方式之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正是智能化战场上“智慧”赋能的结果。而从若干个单元智能体融合集成为一个有共识的、庞大的综合智能体，其有效“黏合剂”就是更高级的智能黏合力。快速推进军队组织形态变革，就是要在完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设置科学的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构建自主智能高效的系统链接，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
新质战斗力是以新质作战力量为基本支撑，从机理上、逻辑上、生成方式上都不同于传统作战能力的全新作战能力。因此，仅凭人为指定某类型部队为新质力量，并不会必然形成新质作战能力。如同将线膛枪仅当作冷兵器、将大型作战平台仅当作运载工具、将网络部队用于攻城守地，虽然从外在表象上看，作战力量组成要素、人员比例都有了大的变化，但人与武器的交互方式、武器运用方式、单元战斗力生成和释放方式都没发生本质改变，都远不能称之为新质战斗力。
新质战斗力来源于新型作战力量的新型作战能力，来源于一系列新型作战能力的有效集成，来源于新能力融合创新之上生成的全新能力。能否生成综合性的、体系化的新质战斗力，是面向智能化战争进行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是否有效的重要判断标准。快速推进军队组织形态变革，就是要通过体系结构优化、运行机制优化、能量形式优化，在军事系统内生成新的“信息结构力”，进而借助它涌现出全新的、具有革命性的体系战斗力。
结构决定功能。构型框架，在工程结构学中主要指建筑物梁柱系统平衡和结构稳定的关键支撑；将这一概念迁移至组织形态管理中，主要用以描述军队组织中各要素赖以有效互动的链接关系和链接关系赖以存在的作用空间。发挥组织形态的构型框架支撑力，涉及静态支撑力和动态支撑力两个方面。所谓静态支撑力，就是着眼形成科学的军队组织力量结构，尽可能设置科学的军队组织构型框架，涉及战斗力体系中各要素的科学配置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战要素和力量单元的比例。比如，军兵种在作战体系中的构成比例，或者军种内部的兵种比例、攻防比例、人装比例等。二是作战要素和力量单元的分布。主要是作战力量在战场的科学部署，部队内部各种作战要素的分布配置情况，以及战场态势的演进发展等。三是系统的层次设置与形态设计。包括军队的层级、一体化水平、指挥体制、指挥方式等。而动态支撑力，则强调组织的结构支撑力也是一种具体的组织运行能力，包括军队组织在既定的构型框架之下能够高效运行、发挥效能的能力，也包括组织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需求调整时能快速适应和应对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体现在军队组织的宏观治理结构、业务流程制度、人才队伍和资源等方面。快速推进军队组织形态变革，就是要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框架结构，为组织中各个要素有效互动进而实现组织功能奠定基础。
自主迭代生长能力，是军队组织在面对一直在变化的战争形态、外部环境和竞争压力时，可以通过主动的、持续的自我调整和优化，实现有序发展和主动成长的能力。战斗力构成的多样化、集成性，战斗力生成的时序性、融合性，战斗力释放的联合性、非线性，都对军队组织的自主迭代生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加高的要求。一是要有敏锐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及时察觉缺陷或弊端，准确研判可能会引起的问题和风险，科学确定介入的时机和方式；二是要有可靠的创新纠偏能力。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正视问题，有效的机制解析问题，创新的思路研透问题，进而提出可行可靠且有高度共识的纠偏方案；三是要有高效的执行力。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共识达成进化纠偏的具体目标，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促进生长和优化，使得每个个体在面对革新性、革命性调整时，能够饱含信任地贯彻执行。面向未来智能化战争，推进军队组织形态变革，就是要着眼提升军队组织的迭代生长能力，在推进体制机制、力量结构和法规制度建设的全过程中，同步思考构建科学的重大决策咨询评估机制，构建完善的监督反馈纠偏机制，形成良性的创新激励机制，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立即处理重难点问题。
总之，军队组织形态变革是适应技术发展变化、顺应战争形态发展，主动优化革新战斗力形态，不断解放和发展战斗力的过程。先进的军队组织形态既要包括“外形”“结构”等静态内容，还应在此基础之上，切实理顺业务流程、完善运行机制、激发组织动力，进而使军队组织从结构、机制、机能等各方面全面实现变革转型，全面适应未来智能化战争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