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脚下的泥土中寻求平民教育的线年），四川巴中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顾问，中国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与陶行知并称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与梁漱溟、卢作孚三人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20世纪50年代后，晏阳初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将他在中国定县探索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推向世界。他的足迹遍布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自己的理念与思想改变了无数贫苦民众的命运，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著作，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形成了简单实用、便于推广的教育方法，提出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学习观，在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晏阳初一生尊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他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观念、“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人民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民强才能国强，强民才能救国。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启迪民智的晏阳初，以自己的言行唤醒民众，以“不流血”的方式达致强民救国的目标。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晏阳初的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他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书香世家，自幼跟随身为塾师的父亲熟读孔孟。14岁又入阆中天道学堂接受西学，17岁到成都华美学堂进行系统西学训练。蜀道自古难行，多有凶禽猛兽，在动辄数日数月跋山涉水的求学路上，他常与那些苦难的“背二哥”（挑夫）为伍，所以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深入中国的苦力世界，深感苦力们之劳苦。1913年，他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在行万里路中，他见了万里风物，也有万民之困苦，深感祖国积弱积贫，在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立志改变祖国面貌。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重视时局变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他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奔赴法国战场，为华工当翻译、写书信，教那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识字读报，并编写出版《华工周报》。当时他收到一位华工来信：“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晏阳初读信后深受触动，并于此发现了“苦力”的“力”，让他久埋心中的济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一生不当官、不发财，献身于开发民智，以达成从小立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救世目标。开智济世，强民救国，是晏阳初教育观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人生观中的重要思想。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打造成全方位系统工程
晏阳初一直崇尚惟实惟用，一切言行都特别贴近生活。他说：“我所学所做都是围绕着更好地让广大平民开启民智、造就新民而展开。”他从日常生活以及报纸杂志中，挑选出最常见的汉字，编成《平民千字课》，一些从不识字的人只要每日学习2小时，连续学习4个月，就能够达到读书写信看报的水平。他所编撰的平民教育教材，内容也都是简明易懂、朗朗上口。晏阳初还把孔子经典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以普遍性的方式开启了当时中国的民智运动。他将所有未受过教育的底层平民作为对象，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贩夫走卒，不论男女老幼，只要他们愿意学习，都可以随时随地参加免费的学习。
一个人当有系统学习的观念，这是晏阳初关切的问题。从他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就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大发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五个结合”——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与集体，“六大建设”——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他在深入调研、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愚”“贫”“弱”“私”是民众的主体问题，所以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让普通民众识字，再系统地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在河北定县试验时，他专门创办了适宜农民阅读的《农民周报》，打造了流动图书馆，搭建了农民剧台，开办了最早的农村广播电台，这些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他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时又是简明易学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取得了特别明显的效果。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阳初就很重视向实践学习、向民众学习，他提出，“要想‘化农民’，就必须‘农民化’”。
20世纪20年代末，晏阳初偕妻子许雅丽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毅然离开北京，带领一大群有志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来到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验。他们住农民房、穿农民衣、吃农民饭，真诚地同农民交流，虚心地向农民学习，与农民打成一片。为拉近情感，从不抽烟的晏阳初甚至还会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在这10多年里，他在定县创办了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化农民”就须“农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晏阳初始终以“人”为航标，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其重要意义。他在定县农村改良动植物品种，由平教会亲自引种试种，让农民自行选择优良品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开办了多个实验农场，改良当地的猪种和鸡种，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等经济活动，进行多种多样的“生计训练”。同时，他慢慢让农民自己进行组织——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慢慢地有所认知。晏阳初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言传身教，以人化人，关注农民自身成长和发展，在他们身上实现强大的造血功能，这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晏阳初深受中华民间传统文化影响，同时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称自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
他崇尚创造，学习西学却并不迷信西学，他曾说：“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中，晏阳初提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有我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了解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他并不反对外国优秀的东西，但主张对本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以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自战争开始，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多方面思想汹涌而来，中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成为了一个被动接受者。而晏阳初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实践，则揭开了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序幕。美国就曾经系统地引进“定县经验”，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在怎么样对待中外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问题上，晏阳初一直主张兼收并蓄、去旧创新。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晏阳初的一生，始终将个人学术与开智济世、救国强民紧密结合，主张学在于用、以用促学、学用相长，将自己的所学和治学与他从事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高度统一起来，是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值得学习借鉴传承。